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事业中，留下诸多珍贵的文物，它们见证了党的光辉历史和伟大成就。回顾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重温一段段直抵人心的红色故事，感悟中国共产党人在进行革命斗争中坚定的理想信念，对于新时代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命很有意义。
“倾家纾难，接济贫寒”
——李大钊的工资条与欠款条
北京文华胡同24号的三合院曾住着一位月薪高达280元的北大教授，却常常让家人过着拮据的生活。他就是李大钊。从1918年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起，到1927年英勇就义，10年间，他的薪资从120元涨至280元，远超当时普通家庭的生活开支——当时一个小家庭每月几十元便能维持生计，百元月薪已属富裕。但这位高收入教授，却常常需要借贷度日，他的工资条与欠款条，藏着最动人的初心。
李大钊的工资条
展开剩余86%根据1917年教育部颁布的《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北大校长蔡元培月薪600元，文科学长陈独秀月薪300元，李大钊最初以五级主任身份领取120元月薪。1920年，他升任教授后月薪涨至200元，1924年以后月薪已达280元。翻开他的薪俸收据，满是令人动容的细节：1926年9月领取的是上一年3月的薪水，1927年2月领取的仅是半薪140元，军阀政府拖欠教育经费的情况屡见不鲜，有时薪资还会以“现洋五成中票五成”发放，而中票在市场上常常贬值。
李大钊的工资，大多用于革命事业与接济他人。他在北大素有“乐善好施”的美誉，贫困学生刘仁静的学费由他垫付担保，曹靖华等无数青年都曾接受过他的资助。学校不得不预先扣下部分薪水直接交给李大钊夫人赵纫兰，以免家庭生活无以为继。1920年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时，他当众宣布每月从薪水中捐出80元作为活动经费，这在早期共产主义者中是最高资助额度。1924年，他率团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临行前委托于树德向北大借款400元，几乎相当于一个半月工资，全部用作党组织活动经费。
李大钊的收据
他的借款收据见证着这份无私：有“借用大洋叁佰元”的便笺，有63元、175元的借薪收据，每一笔借款都用于革命或助人。而他自己的家，却非常简朴。1927年他牺牲后，记者探访发现“李夫人回家后，仅一元之生活费”，《顺天时报》也记载“李大钊平昔不事储蓄，身后极为萧条”。
这份清贫与慷慨，源自李大钊对初心的坚守。他本可凭借高薪过着富足生活，却选择“倾家纾难”，用自己的收入支撑革命事业，接济有志青年。一张张工资条与欠款条，见证着一位共产主义者“为天下劳苦大众谋幸福”的赤诚。
“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
在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基本陈列的展厅里，对应着《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文说明牌的位置，摆放的是三张有些泛黄的打印着俄文的纸。许多观众忍不住问，既然是我党重要文件，为什么用的是俄文呢？事情要从中共一大最后一天的会议说起。
“复兴之路”基本陈列展出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
1921年8月，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中共一大10位代表围坐在一起，经过7个小时的讨论，通过了一份仅有15条、约700字的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份纲领如同一面公开树立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诞生，也奠定了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根基。
纲领的诞生之路充满波折。1920年，陈独秀、李大钊分别在上海和北京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全国性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日益成熟。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开幕，却因法租界巡捕搜查被迫中断。后来，在王会悟的安排下，代表们分批转移至嘉兴南湖，在游船上完成了最后议程。
由于当时党组织处于秘密状态，《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的中文原件未能保存。如今，我们看到的版本，源自1956年苏共中央移交的俄文档案，以及1960年美国学者发现的陈公博硕士论文附录中的英文版本，两种文本内容基本一致，仅第11条存在遗漏。
纲领明确规定了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原则上，采用“苏维埃管理制度”，体现了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的原则；在党员条件上，要求“承认本党纲领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党员的人，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候补党员需经至少两个月的考察。
这份看似简短的纲领，蕴含着鲜明的革命性。它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坚持用革命手段实现理想，与主张走议会道路的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划清界限。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纲领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制定一个原则性纲领”，“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一些可供人们用以判定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虽不是正式党章，却已具备党章的初步体例，起到了党章的作用。它明确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政党性质，体现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为后来党章的制定和完善奠定了基础。从此，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从此天涯寻正道”
——朱德在哥廷根大学填写的“大学录取登记卡”
德国哥廷根大学图书馆的档案中，藏着一张特殊的录取登记卡。这是1923年5月，37岁的朱德填写的，记载了“姓名朱德”、“住所普朗克街3号”、“来自中国四川省”等相关内容，见证着一位滇军将领放弃高官厚禄，远渡重洋寻找革命真理的初心之路。
朱德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填写的“大学录取登记卡”
填写这张卡片时，朱德早已是战功赫赫的军事将领。1886年出生于四川仪陇贫苦佃农家庭的他，很早便立下“祖国安危人有责”的志向，1909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历任滇军旅长、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等职，手握兵权，生活优渥。但辛亥革命后内战频仍、民不聊生的现状，让他陷入深深的困惑：一心一意地投入了革命，却为何看不到中国的出路？
五四运动的浪潮给了朱德新的启发。通过阅读《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逐渐认识到借助军阀的力量无法改变中国现状。1922年，36岁的他毅然抛弃高官厚禄，辗转上海寻找中国共产党。面对陈独秀的婉拒，他没有气馁，而是决心到欧洲去，看欧洲的情形，学习马克思主义。
1922年10月，朱德抵达柏林，见到了旅欧共产党早期组织负责人周恩来。他站在比自己年轻10岁的周恩来面前，详细地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从云南起义到护法战争，从对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望到对马克思主义的向往，从上海碰壁到远赴欧洲的求索。这份赤诚打动了周恩来。经周恩来和张申府介绍，朱德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
为了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朱德进入哥廷根大学学习社会科学。登记卡上记录着他的住址：文德·朗特路88号，后迁至普朗克街3号。在这里，他不是单纯的留学生，而是以学生身份为掩护，积极开展革命工作——担任哥廷根中国留学生会负责人，组织追悼孙中山先生的游行，创办油印周刊《明星》宣传中国革命，还曾两次因革命活动被捕入狱。
房东女儿玛格丽特回忆，这位谦虚的中国学生常邀请他们品尝中餐，也会与她的外交官父亲探讨军事。但平静生活的背后，是坚定的信仰追求。在德国的3年里，朱德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参与革命实践，完成了从旧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1926年，他奉命回国，投身中国革命的洪流，后来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
小小的登记卡，见证着一位革命者“从此天涯寻正道”的坚定抉择。正如朱德后来所说：“经过了许多艰难困苦，我终于找到了一条道路，只有这一条唯一的道路，才能使中国走到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才能最后实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同志们！这条道路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
从革命先驱的无私奉献到南湖红船上的纲领擘画，再到戎马将军的信仰抉择，几件珍贵文物串联起一段波澜壮阔的初心之路。这些文物是历史的见证，更是精神的传承，时刻提醒我们：初心易得，始终难守；使命在肩，不敢懈怠。当前，我们更应当发扬革命传统，坚定理想信念，锐意进取、埋头苦干，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交出更为优异的答卷。
来源:《党建》202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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